习近平的“五四”寄语

Olivia F Robinson， T David Fergus， William M Gordon， Supra note 5，at 68.[133]Ibid.，at 64—65.[134]Norbert Horn （Fn.45），SS.341—348.[135]Norbert Horn （Fn.45），SS.348—353.[136]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Fn.55） SS.535—550。

法学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根据经验从特定的案件、情事和问题中推出有现实效果的结论。[88] 〔荷兰〕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重印本，第35－36页。

该书至1973年已出5版，1993 年由杜尔汉教授（W. Cole Durham， Jr.，）译成英文出版，在英语世界亦愈来愈受到重视[93]. 五、特奥多尔·菲韦格的论题学思考方式 相对于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菲韦格及其所代表的所谓美茵兹学派[94]的理论对于本文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立场息息相关，故不可不察。同时，法学的思考也非纯粹技术的思考（尽管我们有时也把法学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方法称为法律技术，但它决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技术，而更应看作是法律问题的解决技艺、技巧或具体方案），法学的对象化指向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主——客关系。[77] 同上书，第23－24章。从另一方面看，运用论题学思考方式来建构体系，却可能形成多元的体系，这当然也不是法学家们所愿意看到的结果，否则法律的体系解释就不再能够作为适合的弥补法律漏洞的技术之一了。再次，它可能是指（实证）科学（Wissenschaft， science），即按照自然科学标准对法律的结构、功能等所进行的实证研究。

此处的物或对象世界，不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或物体世界，而是指事物、事情[46]、关系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法律实践的社会生活关系。特别是在24 －26章，他得出了一些结论，再度深入地讨论了各种案件事务，即庭审案件事务、咨询案件事务以及所谓的赞颂（Belobungen）。因为由此它们才能获得其原本的面貌。

明智和审慎正是实践之思和实践理性的品质。所有的问题思考对逻辑关联的态度都是谨小慎微的。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 A. W. Russell）所言：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d）在特定的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可能背离实在法律规则之条文的原义 [9].由此可见，法律的上述特性难以完全满足形式逻辑之证明推理的形式化条件。

（3）既非经验命题、亦非实在法规则的前提[61].从其前提属于可争辩的论题这一点看，法学与古老的论题学之间在结构上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谁如果认为可以忽略这部分的工作，事实上他就不该与法学打交道。

人们很容易提出下面的疑问：法学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建构活动，它有没有自己的范式？这些范式是什么？对上面的问题应当这样来看：假如不是绝对限定范式使用的语境，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法学同样有自己的范式，这些范式就是法律共同体（法学研究者、律师、法官等）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积淀而成并通过职业教育传授的基本法律理论、法律信念、法律方法以及规范标准等等。从总体上说，对待这些事物，法学同其他历史的文化科学一样，只能采取个别化的方法或表意化的方法，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个别记述思维的形式，因为这些科学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用的标准服装，也就是说，它们想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文化多元表明实在法的民众信仰基础的分化和在价值追求上的多目标化。正因为如此，李凯尔特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或普遍化的方法去处理文化事件。

[37]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20页。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格，法学是提问辩难之学，对话论辩之学，或者辩证推理的学问。当它们（B）作为特定的关系考察时，则要么涉及的是语言联系（词语亲缘关系），要么涉及的是如下关系：（1）属。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像论题学、修辞学这些古老知识的残余甚至被人们视为一种枷锁、一种负担，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90].由此开始，法学也无反思地追随时代的精神，抛却了作为实践知识的古老传统，转向强调科学（公理）推理、强调知识确定性、精确性及普遍性之严格规准的实证主义。

前者是说明的科学，后者是理解的科学或诠释（解释）科学（die hermeneutischen Wissenschaften）。[10] 德国法学家卡尔·恩吉施对建立公理式体系持类似的批判态度，其结论是：公理式演绎的方法在法学中绝不可行。

[74]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74页。在这些章节，他区分了两类论题：一类与有待各别处理的事情本身紧密相关。

诉讼演说的目的在于指出行动是正当的或是不正当的，其用于控告或答辩[52]），这个语用学过程不是独白式的证明过程，不是单个人对法律认识的自言自语。反过来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将法律的自然科学研究称为法学研究。[77] 同上书，第23－24章。我国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将此译作部目，影响颇广，笔者过去也从其译（见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第26页及以下页，第208页）。而与意义有关的问题，既不能透过实验过程的观察，也不能借助测量或计算来答复。并非任何阐释（解释、注释和诠释）都实际做到了这一点，但任何阐释均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人类根据国家的理性建筑学（Architektonik der Vernuenftigkeit）标准来进行建构，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质料将这个体系表达出来（成文法典体系）。在我们勾画的体系与问题世界之间有明显的裂口。

第三，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法律之中有没有真理，因为我们不清楚法学陈述与之相符合的实在所指什么，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有待讨论澄清的问题。至于这些论题是作为概念还是作为命题语句出现，则是一个纯粹的表述问题。

法学有自己的范式，这些范式就是法律共同体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积淀而成并通过职业教育传授的基本法律理论、法律信念、法律方法以及规范标准等等。接着，我们需要继续寻找某种支持，这种支持极为简明地提供一个已然备齐的观点目录，由此而将上述指导性观点的不确定性纳入考察的视野并得到理解。

[45] Ottmar Ballweg， Phronetik， Semiotik und Rhetorik， S.38. [46] 关于事、物、事情、事实等概念的哲学分析，参见陈嘉映：《事物，事实，论证》，载赵汀阳主编：《论证》，辽海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页及以下页…… [47] J.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Suhrkamp Frankfurt a. M.， 1991， S.221. [48] Robert Alexy， My Philosophy of Law：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Reason， in： Luc J. Wintgens （ed. ）， The Law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My Philosophy of Law，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Boston/London 1999， pp. 23. [49]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84页。[36] 见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第12－13页。[87] 〔荷兰〕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2页。法学的 个别化的方法，就是情境思维和类推思维的方法。

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题学相区别的）新论题学[112].诚如卡尔·拉伦茨所言，菲韦格的著作出版后在实务界和法学界均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当今的知识分类体系中，我们同样不容易为法学学科找到确切的位置：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精神科学）这三种基本的知识形态中，法学应属哪一种知识形态？这似乎也是不可以一言一蔽之的。

[64] 有关Topika（或Topica）、topos（topos）和德文Topoikataloge之汉译五花八门，见徐国栋：《共和晚期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75页注4。但有学者从中看出了抽象概念作为思考形式（Denform）的局限性，指出：我们常常在（作为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或具体的生活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与其说是抽象概念，不如说是各种类型（Typus）。

寻求体系（尽管受到限制）也是问题解答的构成因素。[4]当时，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将这个概念法学的理想讥之为琢磨着把法学上升为一门法律数学的逻辑崇拜[5]. 然而，现代的法律家们发现，法律体系本身不可能如概念法学所想象那样是一个公理体系（例如法律数学），即使建立起一个法律概念的逻辑演绎体系也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现下被允许的观点必定或显或隐地不再视为可接受的观点。[53] Theodor Viehweg， Topik und Jurisprudenz， 5.Aufl.， Verlag C. H. Beck Muenchen 1974， S.112ff. [54] Karl Engisch， Logis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 Heidelberg 1943， S. 15. [55] 参见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7月版，第93页及以下页。[23] 2）法学研究的目的为何？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的目的就是真理。[50] 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126页。

[19] 比较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第5页。See Bernard E. Jacob，Ancient Rhetoric， Modern Legal Thought， And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on The Translation of Viehweg‘s Topics and Law‘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Summer 1995）。

（2）法学的构成部分，它的概念和命题必须以特定的方式与问题保持关联，因此只能从问题出发来加以理解。（3）要保证法律逻辑推演具有完全性，即从若干法律公理推演出整个法律体系或法学体系的全部命题。

每一个词语对于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不变的意义。在法律论辩中，观点的提出、检验或扬弃保留均采取论题学的讨论方式[113].即使对论题学持批评态度的阿列克西也同样坚守论题学的下列立场：在不可能存在有说服力的证立的地方，并不必然要把地盘留给非理性的决断……。